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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581~960年),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兴旺发达的时期,中国古代的教育也进入了全面制度化的建设时期。

一、国家教育体制的建立

从汉至隋,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可以区分为非常典型的两极,即:在中央,太学以及后来的国子学(寺)基本上有一定的制度作为保障,只是由于它隶属于太常官管理,谈不上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而已;在地方,郡县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基本视地方官的重视程度为转移,直到北魏时,才可以说具备了制度化的趋势。这杭文投种情形,随着隋唐对职官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礼部兼管文教的职能得到强化以及国子监的建立,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中央官学的管理,由隶属于太常而正式让位于相对独立的、专门的管理部门--国子监;二是地方官学的发展取得了制度上的保证。

(一)国子监的建立

隋文帝建立隋朝之后,在中央建立有国子寺,仍隶属于太常。国子寺设祭酒1人,属官有主簿、录事各1人。祭酒负责管理下属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五个学校的教育事务。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各设博士5人、助教5人;数、算学各设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则国子学140人,太学、四门学各360人,书学40人,算学80人。开皇十三年(593年),改国子寺为国子学,不再隶属太常。这一做法,为学校教育最终成为国家政治部署的一个独立成分,进行了初步的实践。

仁寿元年(601年)六月,隋文帝鉴于当时学校徒有虚名,命令停办太学、四门学,将国子学的学生减为70人。同年七月,又改国子学为太学,不再设国子祭酒,只设博士5人,学生72人。因此,在隋文帝时,较为独立的中央官学管理机构并未存在很长时间。

隋炀帝即位以后,于大业元年(605年)重申学校教育之法,并订立教学和考试制度。大业三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国子监依旧设祭酒1人,另增设司业1人、丞3人,掌管国子学和太学的管理任务。国子学设博士、助教各1人,学生没有一定的名额限制。太学设博士、助教各2人,学生500人。

国子监作为一种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对后代中央官学的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在隋代,国子监所发挥的管理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它的管理范围,实际只限于下设的几种学校(隋代国子监实际只管理着国子学和太学),而混沌血神不涉饭店情缘及其他--诸如中央其他部门(秘书省、大理寺等等)中的教育设施和地方学校的教育。当然,在不同的朝代,国子监下设学校的类型和数量也不完全一样,其管理范围自会有所不同。

入唐以后,唐高祖于开国之初即建立了国子寺,设祭酒,未设司业。国子寺下设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仍旧隶属于太常寺管理。唐太宗贞观(627~649 年)初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

[1]。贞观六年(632年),重设司业1人。从这时起,真正的、比较稳固的中央官学管理机构国子监,才确立了它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地位。

唐代的国子监设有祭酒1人、司业2人,掌管国子监的教育行政事务;丞1人,掌管国子监学生考试的具体实施;主簿1人,掌管国子监的印鉴,并检查学生是否遵守纪律;录事1人,掌管国子监的文书布告。在唐代,国子监及其所设官的名称还有一些反复,略如下表:

(二)地方学校的制度化

地方学校的发展,在隋唐时期也进入了稳固的制度化建设阶段。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命令郡县建立学校,设立博士,以教人习学礼仪。但由于隋文帝晚年不好儒术,仁寿元年轩辕靖日和闲佑出柜,郡县之学与太学、四门学同时被废。隋炀帝大业元年,命令重建郡县学,当时地方学校兴盛的程度,甚至超过开皇时期。但好景不长,后因战乱频仍,师生皆不专心,以至空有建学之名而无教养之实。618年五月(隋恭帝义宁二年),李渊(唐高祖)令在地方郡县设立学校[2],规定:上郡(四万户以上)置学生60人,中郡(三万户以上)置学生50人,下郡(三万户以下)置学生40人;上县(六千户以上)置学生40人,中县(二千户以上)置学生30人,下县(一千户以下)置学生20人。武德七年(6东方影院,麦兜,何以笙箫默24年),令州县及乡立学,规定: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置学生60人,下都督府、中州各50人,中县、中下县各35人,下县20人。尽管后来都督府、郡县所辖人口有所变化,但地方设学的方式基本未有大的变动。

对中央政府而言,地方学校的设置归属于尚书省的礼部。但直接管理地方学校的,则是各地的地方官。学校设置及管理的这种方式,为此后的各个朝代所沿用。

不过,应该说明的是,隋唐时代,从中央到地方,还有其他一些教育设施(研究者通常也把它们称为学校)。但由于管理它们的部门不具备教育行政管理的职能,所以本书未将它们视作国家教育体制的一个有机乒坛女将入韩籍成分。

二、"盛世"的学校教育(上)

如果仅仅从学校类型及其数量来衡量学校的发展程度,唐代的教育同它的"盛世"的荣誉是完全相符的。在唐代,除了由中央国子监和地方官员直接管理的学校外,还有一些由其他部门管理的教育设施。如果按教学内容分,则除了以学习儒学经典为主的经学学校外,还有各类专科学校及专门教育设施、宗教学校。

(一)国子监所属诸学

唐代西都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广文馆、四门学、律学、算学、书学(通常称"六学一馆"),各学设博士、助教,掌管教学 。各学在各朝的兴废情况,如表所示:

唐代国子监在设立时就带有非常明显的等级特征。除律学、书学、算学限招八品以下官员之子以及通晓其学的普通民众外,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对招生对象的资格都有严格的规定,其中国子学限招三品以上文武官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官的曾孙,太学限招五品以上文武官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官的曾孙,四门学限招七品以上文武官以及侯伯子男爵的子弟。国子监的学生由尚书省选送。各学在学生人数上也有一些规定,其中如国子学300人,太学500人,四门学1300人,律学50人,书学、洋洋很快乐算学各30人。在年龄上,律学生为18~25岁,其余则14~19岁。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周邻的高丽、百济、新罗、吐蕃亦遣子弟入国学读书,以至学生有8000余人,可见当时国子监教育的盛况。

国子监实行分科教学。除律学、书学、算学各自代表不同的专科方向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教学方式完全相同,都按《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传》分为五个专业方向进行教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课程设置如下:

律学中元穴、书学、算学的教学内容比较单一。其中律学以各种律令为专业必修课,兼习判案的格式和案例;书学以《三体石经》(限3年习完)、《说文解字》(限2年习完)、《字林》(限1年习完)为专业必修课,兼习其他字书。算学的课程设置如下:

国子监定期对学生实行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学生的去留。考试内容因学生学习内容的不同而略有差异。考试方式有每月放假前举行的旬试、每年结束时的岁试和毕业考试:

旬试:考背诵和讲解。背诵1000字,又在此1000字中试帖[3]3字。讲解2000字,再在其中问大义2条。各答对两个为及格,不及格者则予以处罚。

岁试:在一年所学的全部课程中,问大义10条,答对8条的为上等,答对6条的为中,答对5条以下的为下等。如果三次考下等,则黜退回家。

毕业试:以通两经为基数,由国子监组织考试,合格者送尚书省参加科举考试。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因当时科举考试中有利路通航空插头通五经、三经、二经三个科目,所以又相应规定了考试的通经名目:通二经,指大经、小经各一,或中经二;通三经,指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指大经全通,中经、小经各通一。因此,毕业试实即获得参加科举考试资格的考试。如果在学校中已经学了9年(律学学生为6年)而不能达到参加科举考试资格的,则黜退回家。

唐代国子监教育还有几件事值得注意:

一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在国子监设大成生20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减为10人),在考中科举的人中选择聪明者,再考试合格后充任,并授给散官(有职无权),享受一定待遇。学通四经后,报送尚书省的吏部进行考试,合格者在原散官级别上加一级任用;考不及格者,仍回去读书。每三年考一次,三次靠不中,则免除大成的资格,按正常的任官途径任官。中国古代对官吏进行培训的做法,大概可以溯源于此。

二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升学制度。太学、四门学的学生通二经(俊士[endnoteRef:4]通三经),考试合格但愿意留下继续读书的,则四门学升入太学,太学升入国子学。由此亦可见三学不仅在招收学生上有严格的等级性,而且在学校的教育地位上也是有高下之分的。 [4: 俊士:由地方学校选派到国子监四门学中读书的学生。]

三是广文馆的设立。广文馆是专门接受那些准备考进士的人进修的。进士科是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专门为那些准备应考的人设立学校,既显示了进士科在当时科举考试中的地位,也可以看出"大唐盛世"的哈利重生去蛇院德哈学校教育,也是无奇不有。

(二)中央其他部门的专门学校和专门教育

唐代中央政府还有一些部门设有专门的学校,或附带从事一些与本部门职责相关的教育活动。从其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划分,这些学校或设施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专门的科技教育学校或设施、专门校勘经籍图书机构中的教育、宗教教育和教育宗室子弟的小学。

科技教育 有太医署的医学、太史局(司天台)中的天文律法教育、太卜署的卜筮教育、太乐署的音乐教育、太仆寺的兽医教育等。

校勘典籍及书法教育 有弘文馆、崇文馆中的相关教育活动。此两馆的学生均为皇亲国戚和官职很高的官员的子弟。馆内设有学士(相当于博士),掌管具体的教学。教学内容除勘校典籍图书的方法外,主要教授书法,此外兼习经籍和史书。考试方法同国子监。

宗教教育 崇玄馆中实施的教育。西都长安、东都洛阳都设有崇玄馆,设博士、助教各1人,学生皆为100人。教学内容包括《道德经》(即《老子》)、 《庄子》、《文子》。学生每年按照国子监明经考试的方法报送尚书省,参加科举考试。

小学 隶属于秘书省(掌管图书经籍的机构),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设,专教宗室子弟。

以上的学校和非学校教育,通常统称为中央官学教育。这些教育形式在唐以前就形成了,唐代只是将它们更加完整地吸纳进自己的政治体系中而已。

三、"盛世"的学校教育(下)

唐代的地方学校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即:由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的府(京都附近所设诸府、全国重要地区所设都督府)学、州学和县学;在地方设立的、但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管理的学校或机构--医学、崇玄学。

(一)府州县学

唐代的府州县学除了在学生数量上有所差异外,在教师和教学内容的设置上基本相同。教师通常设博士(唐德宗时改为文学)、助教,掌管具体的教学。县学的博士、助教由州任命,州学的博士则由吏部任命。但是,由于州县学的博士虽有从八品上[5]的官位,却无从八品上的实权,所以有很多人都不愿意干。

府州县学的教学内容,同国子监没有多少差异。因此,泰勒阿费尔从教育程度分,地方学校与国子监处于相同的水平上。但是,由于府州县学的地方性质,所以它在行政隶属的级别上是不如国子监的。

府州县学的学生由地方官选补。其出路基本上有两种:

一是在学完一定的课程(至少两种经书)后,每年年终由博士和地方负责学校管理的官员(如长史)考试后,县报送州,再考试合格后,报送尚书省参加科举考试。

二是升入四门学学习[6]。这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开始实行的。具体做法是:每年在州县学生中,挑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经考试后送入四门学读书,称为"俊士"。这些条件是:其一,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八品和九品官员的子弟。其二,年龄在二十一岁以下、通一经以上的庶民子弟。其三,年龄在二十一岁以下、虽未通经但聪明颖悟且爱好文学历史的庶民子弟。由此可见,在由地方学校向国子监选送学生的做法上,唐代的地方教育也保留了比较明显的等级特征。

在府州县学外,唐代的地方教育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这就是在县属的乡设立乡学。由于乡学的教师没有任何官职,所以乡学通常被当作私学看待。唐代乡学的初设时间,可追溯到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明令普通百姓可以自立私学;二十六年(738年)又令天下州县,每一乡之内,每里(基层社会组织)设一所学校,并挑选教师负责教学。天宝三年(744年),又命令老百姓读《孝经》,每乡的教师增加一倍,并命令地方长官进行管理。这些命令,对促进乡村学校教育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显然补充了府州县学教育的不足,府州县学因招收学生数量、缴纳学费的限制,不可能让所有能够接受教育的韦昭尤全部风水视频人都入学接受教育,因此,乡学的设置,实际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有一部分考生不是府州县学和国子监的学生,这一部分人中,有一部分就是通过乡学接受教育的。另一方面,唐代对乡学教育的提倡,也促进了乡学教育形式的多样化。从有关资料来看,在元明时代非常发达的社学,其实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当然,乡学作为对乡村民众进行教育的机构,它首要的职能是教养民俗,所以才把《孝经》作为主要的教材。

(二)医学、崇玄学

唐代府州还设有医学和崇玄学,其中医学设立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设医药博士和学生。开元元年(713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设医学助教。不久,医学博士和学生皆废,只有偏僻地区除外。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重新alastorlol设立医学生。永泰元年(765年),又重新设立医学博士。医学的主要职责是给地方上的民众治疗疾病,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讲,它不能作为学校看待。

崇玄学设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设博士1人,学生则不固定。天宝二载(743年),改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称通道博士,不久废罢。崇玄学中的教学内容为《道德经》(即《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均为道家经典。从这种教学内容来推断,唐代地方崇玄学的学生出路,大约是参加科举考试中的"道举"。

总之,唐代的学校教育是非常发达的。尽管一些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这些制度被完整地实施,但制度无疑是保证具体实践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完善制度本身的建置,纠正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殷无双君上邪偏差,无疑是决策者所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大唐盛世"的学校教育所留给我们的问题,恐怕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究竟设立了几所学校,而更应该是:"盛世"的学校在什么意义上才无愧于"盛世"的殊荣?

四、重振儒学的努力

魏晋六朝时代道教和佛教的盛行,使得汉儒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儒学独尊局面又被打破,这种情形,给隋唐时代的帝王将相和儒家诡夺天罡印学者们出了不少难题。一方面,阳儒阴法的统治策略,给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提供了有益的依据,所以自汉以来,除了舍身事佛的梁武帝萧衍定佛教为国教外,其他各朝都还以儒学作为统治的国策;另一方面,佛、道(尤其是佛)对彼岸世界的追求,也使人们对死后的世界向往不已,这一点,使得佛道不可避免地侵入不同阶层人的心灵之中。由于佛道抛妻别子,入山修行,与儒家的道德观念迥然相异,所以魏晋以后,一些儒家学者将佛道视为不忠不孝的根源,儒佛道之间的争斗也一直没有间断过。争斗的结果,是使儒佛道逐渐趋于合流。比如著名的隋代思想家王通(文中子),就曾经明确提出"三教合流"的主张。在唐代,道教因尊奉李耳为教主,而唐王朝又自认为是李耳的后代,故而得到了大力提倡。在此同时,唐代统治者也尊崇儒术,发展佛教,所以在唐代的思想界,真可谓轰轰烈烈。

但异端之居于正统,与儒学平起平坐,甚至有时还高于儒学,实在让一些独尊儒术的学者们心怀不甘。道教姓李,不敢妄议,于是乎多数人将矛头指向佛教。这当中如傅奕、吕才,都是崇儒的娇子,反佛的健将。而特别需要一提的人物,则是韩愈。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南阳人,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因其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贡献,后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这个"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的人物,一方面对佛教对社会伦理的危害排之不遗余力,并因上《谏迎佛骨表》险些被唐宪宗砍掉脑袋,另一方面又同佛徒大颠保持着良好的个人交往,在内心深处埋藏着对禅家清静世界的一份情感。

贯穿韩愈反佛思想、同时也是他用作反佛的主要依据的是"道"。这个"道",指的是儒家的伦理之道,与汉代董仲舒所讲的"道"含义不完全相同。按照韩愈的想法,从远古以来,儒家就有一套具有普遍实用性的道德准则,它的具体内容,就是所谓"仁"、"义"、"道"、"德"。"仁"意味着博爱,"义"意味着人的行动恰如其份,"道"指的是人的行动原则,"德"指的是人内在的精神修养。古代的君王正是以此而教导天下,所以人神共和,家国安康。这个"道",由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文、武、周公又传给孔子,孔子再传给孟轲。然而不幸得很,自孟轲以后,"不得其传矣"。这一个传授顺序,被后人总结为"道统",韩愈氏也因为倡导它而在宋明理学中获得了崇高的赞誉。

尽管韩愈"道统"论的出发点在于反佛,但更为重要的是,"道统"论也为儒学教育哲学注入了新的内容。这就是:从此以后,儒学教育哲学在涉及到人的行为的道德价值问题时,都毫不犹豫地将"道统"作为立论的依据。

反佛是为了崇儒,所以在韩愈的思想中,崇儒的论断也不少于反佛的言谈。这当中,直接同教育相关的就有:

人性论 韩愈将历史上的"性三品"说移植到自己的学说中,也认为人分三品,上品纯善无恶,中品善恶相混,下品纯恶无善。人有七情六欲,其善其恶,则因人本性的品级为转移。上、下品是不能改变的,可改变的只是中人之性。虽然如此,上品之性接受教育后,就会变得更加完善,下品之性则可以通过法制进行约束。

师说 在著名的《师说》一文中,韩愈提出了他对教师问题的独特看法。他认为,教师的职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由于人不是生下来就无所不晓的,故而必定有对事物迷惑不解的时候,这时,如果不去求师,则那些疑惑就不会得到消除。但韩愈并没有清楚地解释"传道,授业,解惑"的确切含义,只是从他习惯于把"道"代指儒学的伦理道德准则,我们可以断定,这个"传道,授业,解惑",是以对儒学伦理道德观念的传播、疏解为中心内容[7]。

有意义的是,韩愈对求师的原则进行了界定。他主张,确定教师的标准,不在于年龄的大小、官职的高低,而在于他究竟是否"闻道"。所以求师也应当以求"道"为原则,而无需考虑所师者的身份。既然如此,求师者就需要有不耻下问的精神,因为被自己当做老师求教的人,并不一定要比自己高明。

韩愈崇儒反佛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的学生李翱接过崇儒的大旗,继续着反佛的事业。只是李翱并没有不折不扣的执行韩愈的思想,所以在他的学说中,夹杂了不少佛家的观点。并且,李翱只主张"性善"论,倡导人应当破灭一切罪恶之根源的"情",而返回本来清明的本性,同韩愈的观点已有相当大的不同。李氏的这种"复性"说,在宋明理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尤其是他对《大学》、《中庸》在修养人德性上的价值的强调,为这两篇文字后来构成为《四书》的两大部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启示。

佛教经过魏晋六朝的发展,到隋唐红眼航班是什么意思时代,终于蔚为大观,形成了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真言宗、三阶教等宗派。其中又以天台、法相、华严、禅宗四派的影响为最巨。同儒学重于人的道德修养、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不同,佛教所强调的是:忘记尘世的烦恼,通过修行,以获得来世的幸福。所以从儒家看来,这种修行,只以一身的生死为依归,与平治天下、救民唐古拉风暴完整版于水火的"仁道"理想藐不相干,实在是自私透顶。

然而对于生死的关怀,毕竟比追求仁道的理想更切于实际,所以世俗小民对佛的崇敬,远远超过对道德理想的景仰。有趣的是,儒家学者在痛诋佛教祸国殃民的同时,却又不得不正视佛教深入人心的现实,所以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将佛理融入自己的学说中,以使自己所提倡的道德理想不至于那么高不可攀。贤哲的智慧在愚民的无知面前,显得如此的软弱无力,又岂止是千余年后鲁迅一人的悲哀!

不过,佛徒们也不能无视现实政治的力量,他们在为印度的佛寻找在中国生存的环境时,一方面接受现实君王的统治,另一方面将自己的宗派学说同中国土生土长的儒、道思想相融合。但由于佛理毕竟不是人人都能理会的,而且佛门戒条的束缚,也让人感到成佛的艰辛,所以一些佛徒们又从印度佛法中去其精华,取其糟粕,为普通老百姓找到了快速成佛的捷径。这方面,直接源于印度佛的净土宗和被中国信徒彻底改造了的禅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净土宗,又叫莲宗、念佛宗。它的基本教义是:通过念佛和做一些修庙筑塔的"功德",借助阿弥陀佛的法力,到往西方净土。早在东晋时期,净土僧人慧远就在庐山东林寺结社念佛,号称白莲社。那时候,慧远就曾鼓动著名的诗人陶渊明入社,遭到了陶先生的拒绝。北魏时,僧人昙鸾为净土经典《净土论》作注,改称《往生论》。昙鸾的再传弟子善导,在唐太宗时大力宣扬净土论,布道三十余年,信徒数千万众,实在是净土宗的有功之臣。念佛的简单,修庙的实绩,人人可为,也无怪乎它在一般民众以及统治阶层能够拥有庞大的支持者。

但念佛修庙,终究还是追求净土的彼岸目标,所以信徒们有时不免对如是做法的实际功效感到怀疑,而这些怀疑甚至连净土宗的大师也解释不了。也正因为如此,净土宗的念佛并不被禅宗所赞同。从禅宗来看,明得自性即是佛,何须修庙又念弯刀残魂斋?所以禅宗并不提倡打座念经,甚至也不提倡立庙修行,只要人能体会到,除了自心之外,一切事物都是由人心幻化科学上网路由器而出的假象,一旦如此,即得解脱。

这里边还有一个故事,说是禅宗五祖弘忍为了选出自己的继承人,让门徒各写一偈,以检验门徒的悟性。一直视这个继承人位置为囊中之物的神秀写道: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这个时候,在庙中服役的、大字不识半个的慧能作了一偈,让人写了呈上,道是: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

结果,这个慧能就成了禅宗的第六代传人,禅宗也从此分为南北二宗(北宗以神秀为代表)。

由于禅宗完全抛开了步趋印度佛教的做法,加上又不反对儒学的某些道德观念,所以不仅深得一般民众的欢迎,而且也深得士大夫的青睐。从唐代以后,当佛教各宗派都趋于销声匿迹的时候,禅宗却以它独特的优势继续得到传播。

从唐代的佛教发展来看,它对民众信仰的影响,表明了宗教教育确有其独到的地方。并且,佛教的一些传教形式和佛教教义,也对中国古代的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比较典型的,如佛教的禅林仪轨对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的影响、佛教各宗派的教义对宋明理学教育哲学的影响,都是相当深远的。

【注释】

[1] 在长安。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于东都洛阳设国子监,所以在长安的国子监后来又称为西都国子监。在现今的研究中,通常只以西都国子监作为典型进行研究。

[2] 《旧唐书儒学传序》。618年五月李渊登基,以本年为武德元年,所以也有人将唐设地方学校的年代题作武德元年。但由于武德元年唐高祖就将郡改为州,为避免读者误解下文,本书不取如此题法。

[3] 试帖:古代的一种考试方式,做法是:在某一经书的一段或一页中,随机选取一行,把其中某一字或几字遮盖起来,让考生将所遮盖的字填出来,以检验考生对经书文字的熟悉程度。

[4] 俊士:由地方学校选派到国子监四门学中读书的学生。

[5] 从八品上: 隋唐时代,将官职分为九品,每品有正有从。自四品以后,每品又分上下。故隋唐的官级有三十级,从八品上为第二十五级。

[6] 现今很多研究著作用此证明地方学校学生通一经即可毕业,甚至据此认为地方学校在教育程度上低于国子监,其实大大误解了这条命令的原意。

[7] “传道,授业,解惑”的真实含义,需要认真加以分疏。通常将它们解释为传递儒学伦理之道、传授儒家经典之业和解决授业过程中所出现的疑难问题。这种解释,把“授业、解惑”当做一种智力训练活动。但从韩愈的整个思想来看,这种解释是有问题的。“授业”固然可以解释为传授儒家经典,但“解惑”应该是指破除在信仰上的不明确观念(比如对佛的信仰)。所以韩愈在下文把“授之书朝鲜飞行员是什么梗而习其句读”(传授给学生书本知识,理解文章的段落大意)排除在“解惑”的范围之外。